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您當前的位置 : 中國張掖網 >> 印象 >> 文化 西夏、黨項人與張掖大佛寺(三) 來源:中國張掖網    0 人參與互動 2019年10月31日 09:03

  付自文 曹素平

  黨項往生

  公元1227年,黨項人建立的多民族政權西夏滅亡了,一個政權消失了,一個民族崩亡了,它留給了人們回味無窮的遐想。但文明不會消失,黨項民族的血脈早已融入到中華民族當中,成為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,它將和中華文明一起源遠流長。

  高原的孩子:二千多年前,在青藏高原上黨項人們繁衍生息。象所有的游牧民族一樣,早期的黨項人居無定所,逐水草而居,沒有文字,沒有歷法,只有草木枯榮,風一般的日子記載著他們成長的年輪。他們崇拜白色,敬畏天地之間的神秘力量,信奉原始的巫術,這是黨項人最初的精神世界。他們喜歡大碗喝酒,不懼死亡。他們贊美男女之間的愛情,喜歡自由自在的生活。早期黨項人以一個個部落為基礎,結成部落聯盟,部落酋長們集體議事,共同決定,殺牛羊以祭天,歃血為盟,共守承諾,豪爽強悍的氣質深深的烙印在他們的基因里。他們在青藏高原上長大,他們是高原的孩子。

  公元4世紀,鮮卑人從遙遠的大興安嶺遷徙到青海湖邊,并逐漸稱雄于這片豐美的草場,建立起了東西四千里,南北二千里的吐谷渾王國。黨項人受到了吐谷渾的排斥的掠奪,第一次面臨生存的抉擇。一些黨項人選擇了離開家園,其中就有力量最強大的拓跋部落。在拓跋部落的帶領下,他們來到青藏高原東南部一個叫“析支”的地方,即今天甘肅、青海和四川交界處一個被稱為河曲的地方,開始營建新的家園。然而,公元5世末,吐蕃人又在青藏高原興起,他們以咄咄逼人之勢,開始向黨項人的居住地擴張,黨項人再次面臨族群隨時被整體吞并的危險。然而就在此時,歷史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。公元618年,大唐帝國以前所未有的力量登上了歷史舞臺,黨項人的命運就此改變了。公元626年,大唐皇帝李世民詔告天下“自古皆貴中華,賤夷狄,朕獨愛之如一”。此詔已出,圍繞在大唐周圍的游牧部落、草原民族紛紛歸附,大唐以博大的胸懷歡迎他們。對于這些歸附的游牧民族,唐太宗一律平等對待,推行一種叫羈縻的治理策略。公元638年,黨項人的首領拓跋赤辭請求歸唐,并宣誓效忠大唐。李世民任命拓跋赤辭為都督(當時唐帝國地方的最高行政長官),并賜皇姓“李”,大唐正式接納了飄泊的黨項人,黨項人居住的析支之地也并入了唐帝國的版圖,受到了大唐的庇佑,黨項人有了平靜的生活。然而,黨項人平靜的生活很快就消失了。公元663年吐蕃滅亡了吐谷渾王國,開始繼續大量向東向北擴張,鋒芒直指黨項人。生死攸關的時刻,大唐帝國再次展開懷抱接納了命運多舛的黨項人。拓跋部落帶領著黨項人開始了第二次遷徙,這一次,他們徹底離開了青藏高原,來到黃土高原,來到距大唐的都城長安不遠的慶州,就是今天甘肅省的慶陽市。這是一塊神奇的土地,這里曾經孕育了古老的華夏文明,黃帝部落在這里成長壯大,周王朝和秦帝國的根基也在黃土高原,這是一塊土地肥沃、自古宜居,即有農耕文明又適合游牧的地方,這也是一塊中國封建文明高度發達的地方,這里即有中原文明,又有北方的文化,黨項人在這里跟當地漢族一起接受封建文明,也接受大唐的文明熏陶,大唐賜予了黨項人一個美麗的家園,青藏高原培育了他們生長,黃土高原又將賜予他們新的生機。

  擁抱文明:黨項人從青藏高原向黃土高原的遷徙過程,是尋求棲息之地的生存之旅,也是一步步向漢文明靠近的文化之旅。公元630年,受大唐太宗皇帝的邀請,時任軌州刺史、黨項部族酋長的細封步賴來到長安。貞觀之治的繁榮景象,大唐帝國的文化氣度,像一道耀眼的光芒,照亮了他們的世界,對唐文明的向往與渴望在這一時刻悄然萌生,黨項人追隨漢文化的歷程從此開始了。從公元7世紀開始,在這塊黃色的大地上,西夏著力模仿大唐的政體、官制、律令來治理國家,民眾的日常生活也大多學習大唐民眾的樣式。在一個漫長的時空里,大唐給了黨項人賴以生存的土地和發展的文化動力。公元1002年,黨項拓跋部首領李繼遷攻占靈州。這里既是軍事重鎮,也是文化發達之地,這里水草豐美,民風淳厚,尚禮好學。李繼遷開始模仿中原王朝建立宗廟和官衙,設置行政機構,中原的政治文化開始在黨項人中生根發芽。李繼遷死后,黨項人的命運托付給了李繼遷的兒子李德明,他韜光養晦,始終與宋遼兩國都保持低調。他對漢文化充滿仰慕之情,從都城到官制,從服飾到氣質,黨項人全方位學習并模仿漢文化,默默積蓄著力量。依托漢文化黨項人在黃土高原上生根壯大。

  文明滋養:學習中原文明是黨項人走向新生的第一步。在遷入黃土高原之前,黨項人以游牧為生,畜牧業是他們的傳統生產生活來源,也是重要的經濟部門,因此黨項人對此管理十分嚴格,設有專門機構管理畜牧業。西夏立國后,在東據黃河、西至玉門、南臨蕭關、北控大漠的廣闊版圖內,大量天然的牧場使黨項人的畜牧業興旺發達,山丹馬場就是其中的一個牧場。遷入黃土高原后,農業得到黨項人的重視,他們開始采用漢族先進的生產工具和生產技術耕作農田,并普遍使用牛耕,不斷改良牛的品種,有效提高了耕作效率。為了發展農耕,西夏統治者采取有力措施發展水利灌溉,在興州、靈州地區,他們對過去保存下來的古渠道進行疏浚和修復,使大片土地得到改良。在河西走廊,他們利用祁連山雪水,疏浚河渠,引水灌溉,西夏仁孝皇帝還曾在甘州境內黑河上建橋,并立“黑水河橋敕碑”。在修復古渠的同時,西夏還開鑿新渠,培養“水工”,制定專門的水利灌溉制度,設立以渠系為單位的管理機構,之后,還把管理制度上升為法律。如《天盛改舊新定律令》就對水利灌溉有具體而嚴格的規定。他們采取多種激勵措施,鼓勵邊民大量開墾土地,并采取公私協同的方式大量儲存糧食,西夏的國力日益強盛起來了。與此同時,以紡織、陶瓷、磚瓦、金銀玉器加工、釀酒等為主的手工業、以鹽鐵為主的采鹽業、以兵器制造為主的制造業也開始興起,特別是冶煉和冷鍛技術在當時領先周邊各國。據史書記載,在西夏對宋作戰中,西夏用他們發明的冷鍛技術鍛造重甲,甲片的厚度減薄了三分之二,同時增加了硬度,普通的劍刺不穿它。用這種鎧甲,西夏武裝了一種叫鐵鷂子的特種部隊,威力無比,使宋軍難以招架。物質的極大豐富,促進了商業貿易的發展,文化的交流也必不可少,西夏用中原優秀的文化滋養著他的臣民們。

  創制文字:在黨項人來到黃土高原前的300多年時間里,黨項人一直是用漢字處理政務,交流思想。在黨項人的周圍,回鶻人、吐蕃人和契丹人,他們都有自己的文字。有文字民族才有獨立性,在年輕氣盛的李元昊心里,黨項人也需要擁有自己的文字。元昊與他的重臣野利仁榮一起參照漢字的構成,制定了創造文字的基本原則,開始創制黨項人自己的文字。從公元1032年到1036年,短短4年時間里,在元昊的親自參與下,黨項人創造了將近6000個字體的文字,堪稱一大奇跡。公元1036年,元昊將近6000個文字匯編為12卷,作為國書頒行整個黨項人居住的地區。西夏文字雖然字體端莊飽滿,但筆畫普遍偏多,學習起來比較困難,元昊如何讓黨項人學習呢。史書記載,元昊下令所有政令和公文都要使用西夏文,學會西夏文成為那時黨項社會官員和顯達們必備的技能。為了讓普通民眾也學會用西夏文,元昊設立了番學,還成立了蕃大學,設立了蕃學院,指派野利仁榮當院長,承擔起推廣文字、培養人才、提高黨項人文化水平的重任。同時,組織專人用西夏文翻譯儒家典籍、兵書、佛經。在政令和眾多方法的作用下,剛剛誕生的西夏文很快就在黨項人中間傳播開來。

  崇儒尊孔:黨項人一路遷徙來到黃土高原,他們感受著農耕文化,接受著漢文化的熏陶和來自中原的儒家思想的滋養。西夏立國后,大力推行儒家文化,并開始把儒學作為官方哲學,用來培養西夏的御用人才,用以鞏固已經確立的封建制度,加強中央集權,使西夏統治長久。由是,在中原儒學基礎上的西夏儒學應運而生。元昊時期,除了創建蕃學,還建立漢學,組織人力大量翻譯諸如《孝經》等儒學精典,重視吸收外地儒學英才,與本地人才一起共同為鞏固西夏的統治出謀劃策。毅宗諒詐和惠宗秉常時期,采取了諸如改蕃禮為漢禮、增設漢官、重用漢人、仿照宋朝制度改監軍司為軍等旨在加速漢化的措施,并以朝貢的方式,用馬匹換取宋朝的儒學典籍。在經過景宗元昊、毅宗諒詐、惠宗秉常、崇宗乾順諸帝的提倡與推動后,西夏儒學日益發展繁榮。

  公元1144年,李仁孝繼承皇位的第五年,仁孝開始在整個西夏推廣儒家文化,規模之大,舉世罕見。他在各州各縣設立學校,大量招收弟子,規模達到3000人,皇宮內也建立小學,7歲至15歲的宗室子弟都可以入學就讀。短短幾年,從小學到太學,一個完整的是儒家教育體系在西夏快速建立起來了。公元1146年的陽春3月,仁孝在西夏都城的太學舉行盛大的祭拜儀式,正式下詔封孔子為文軒帝。在中國古代史上,從唐開元年間開始給孔子加王爵,封為文宣王,從此,歷朝歷代都會為至圣先師加封,但都沒有突破王的界限。西夏開創了尊孔為帝的先河,也是絕無僅有的一次。然而,這距仁孝以儒治國、文化興國的終極理想,還有一步之遙,他要通過法律的形式,將儒家文化確立為西夏的國家大政。他通過《天盛改舊定新律令》和《天盛律令》,明確把忠孝作為核心,明顯讓中原王朝以孝治天下的觀念用來支撐這部法典,儒家思想已成為統治者的治國之策和滋養黨項民族的精神支柱。

  活字印刷:從北宋畢昇發明活字印刷,最早的漢文活字印本是明代的。畢昇的活字印刷術見諸的是沈括的《夢溪筆談》中的文字描述,但缺乏物證,正因為如此,一些國家質疑與爭奪中國活字印刷的發明權。1990年,在賀蘭山腹地發現了9本完好的西夏文佛經,《吉祥遍至口和本續》就是其中的一本。這部西夏文佛經是世界上發現最早的木活字印刷本,它將中國木活字印刷的使用時間從元代提前到西夏時期。有限的史料表明,西夏在蕃學院設置了官方出版機構刻字司,官府印刷機構和大批民間印刷作坊聚集在興慶府,這里成為當時中國西北地區最大的印刷出版基地,活字印刷這一中國智慧的文明成果也通過西夏的都城,沿著絲綢之路傳向西方,傳遍世界。印刷業的發達,推動了西夏大批法律文書、佛經的大批開印,也促進了西夏文字的普及和推廣。無獨有偶,1987年5月,甘肅省武威市郊外的亥母洞寺遺址也出土了一部西夏文佛經《維摩詰所說經》,它已經存在著活字印刷品獨有的特征。正是因為西夏人對木活字的這種貢獻,才使得中國有力捍衛了活字印刷術的發明權。

  佛聲塔影:黨項人的原始信仰是對“天”的崇拜和原始巫術。遷入黃土高原后,他們開始崇拜鬼神。然而,“天”“神”和巫術常常不能拯救他們于水火,同時,面對充滿階級對抗和民族斗爭的新需要,統治者開始帶頭崇信佛教,開始用佛教來加強對民眾的控制,以達國家長治久安的目的。他們廣建寺廟佛塔,在西夏境內佛寺佛塔比比皆是,主要的有興慶府的戒臺寺、高臺寺、承天寺,涼州府的感應塔、護國寺,甘州的臥佛寺,在黑水城也修建了大量的佛塔寺廟,同時,他們在西北部的沙洲(敦煌)、瓜洲(安西)和肅南的文殊山,開鑿石窟,精繪壁畫,撰寫題記,西夏的歷史中深深烙下佛教的印記。他們廣輸佛典,搜羅佛經,發展佛教。據史書記載,西夏歷史上先后6次向宋帝國求取經書,宗教交流成為宋夏兩國之間非常重要的外交手段。他們廣譯佛典,以為其用。在國家圖書館珍藏的近百部西夏文佛教文獻中,有一幅精美的譯經圖,據專家考證,他不僅再現了梁太后和皇帝視察經書翻譯的場面,而且展示了佛教領袖在西夏獨一無二的尊崇地位。推進佛教,發揚佛教,西夏統治者把佛教信仰建立在政治管理和文化發展當中,與西夏的政治、文化建設成為一體,上至帝王將相下到平民百姓都是佛教的信徒,西夏成為一個佛的國度。仁厚之君李仁孝的皇后、夏仁宗純祐的母親羅太后就一位虔誠的佛教徒,從進入后宮的那一刻起,她就成為西夏佛教的重要推動者。她刊印發放了大量佛經,并熱衷于翻譯經書,她組織翻譯了西夏文的全部《大藏經》,最終譯成820部3579卷,成為西夏留下的最豐厚宗教遺產。然而這份遺產,隨著羅太后的被廢和流放,一起掩埋在了遙遠的黑水城,直到1908年才被俄羅斯人科茲洛夫發現,現存放于俄羅斯圣彼得堡的東方研究院。

  佛教的興盛,帶來了國家的安定。然而,缺乏全面治國理政策略的黨項人,在重視文化的同時,卻放松了武備,統治者的宗教迷戀,民眾的民不聊生,上流階級的萎靡奢華,終于這個國家的脊梁坍塌了。公元1227年,西夏被強大的蒙古覆滅了。

  生生不息:50年后的1275年,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沿絲綢之路來到中國,他在日記中多次提及黨項人的故地。統治黨項人故地的是成吉思汗的孫子忽必烈。創造了西夏文明的黨項人去哪兒了?那些血性的基因徹底斷絕了嗎?歷史和時間給出了答案。

  西夏帝國滅亡后,有一部分西夏王族沿著當年祖先遷徙的方向逃亡到了故地。在四川省甘孜州丹巴縣,這里生活著眾多木雅人,他們的白色崇拜,他們神圣的煨桑儀式,與曾經的黨項人驚人的相似。木雅語和西夏語同根同源,屬于同一語系。然而要確認木雅人是西夏王族的后裔,需要更嚴謹的論證,語言也只能證明木雅人和西夏人在一千五百年前是同胞,仍舊無法確認木雅人就是西夏王族的后裔。另有一部分黨項族的精英,他們選擇了為元朝效力。他們中一個叫高智耀的人,他正是西夏最后的國相高良惠的孫子,也正是他主持修建北京居庸關,并在云臺券洞的石壁上刻上了自己民族的文字---西夏文,他要將自己民族的榮譽鐫刻在歷史中。也有一部分黨項人,他們被蒙古軍隊擄去,同蒙古民族一起生活在內蒙古鄂托克前旗的茫茫草原上。但他們說自己叫唐古特,不是蒙古族人。蒙古秘史記載,成吉思汗把一部分西夏百姓賜給了皇后也遂,成吉思汗死后,也遂帶了相當多的西夏百姓回到了蒙古大草原,這些生活在鄂爾多斯的唐古特人很有可能就是西夏的遺民。另有一部分黨項人,他們在李繼遷時期,被遷往汴梁,從此四散而居,日月把他們融入到了當地民眾中間,婚嫁婚娶又讓他們的居住更加分散。在現今的河北省邯鄲市,河南的濮陽、信陽市,安徽的合肥、鞍山市,以及有近二十多個省內都有黨項人留下的印跡,但我們要真正找到哪一個人是黨項人,卻已經不可能了,他們已經融入到了中華民族大家庭,成為生生不息的中華民族的一部分,將伴隨著源遠流長的中華文明向前奔去。(未完待續)

  (作者系張掖市委黨史研究室副主任、張掖五中教師)

 

 

編輯: 邢琪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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